2026年1月19日，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组足以引起整个社会深思的数字。 2025年末，全国总人口为14亿489万人，比上年末减少339万，这已经是中国人口连续第四年出现负增长。 同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，为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；而死亡人口为1131万，死亡数量超出出生数量339万。 更值得关注的另一端是老龄化。民政部与全国老龄办在2026年7月31日发布的《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》中给出结论：截至2025年末，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，占总人口的23%；65岁及以上人口为2亿2365万，占比15.9%。 一个清晰的拐点就此摆在面前。所谓＂死亡高峰期＂，并非一夜之间降临，而是人口结构长周期演变的必然结果。 要理解当下的死亡数字，必须回到七十多年前。 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社会秩序迅速稳定，公共卫生体系从无到有逐步铺开，中国在二十世纪出现过两次规模可观的生育高峰。 第一次大致集中在1949年至1957年前后，彼时百废待兴，年均新生儿数量明显跃升。 第二次更为庞大，持续时间从1962年延续至1975年前后，个别年份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。 这两代人撑起了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的经济腾飞，也是城镇化进程中最庞大的劳动力输出群体。 时间来到2026年，第一波婴儿潮出生的人多数已满70岁，第二波中最年长的那批也已跨入63岁的门槛。 从生命周期的客观规律看，这是一个数量极为庞大的队列集中步入高龄阶段。 2025年末全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9.25岁，这个由民政部披露的数据同样来自上述公报。 把生育高峰与平均寿命两条曲线叠加起来，就能看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：未来十到二十年，中国每一年需要处理的死亡事件总量，都会显著高于过去任何时期。 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，中国的这一进程更＂陡＂。 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生育曲线波动幅度本身就大，当那一代人同时抵达生命的后半段，死亡事件的分布自然更为集中。 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公布的数据也呼应了这一趋势，心脑血管疾病、恶性肿瘤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在居民死因中长期居于前列，而这几类疾病的发病高发区间都压在60岁以上。 死亡端数字抬升的同时，出生端的收缩同样剧烈。 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792万，比2024年减少约162万，人口出生率跌至5.63‰。 对照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初期每年1700多万的出生规模，不到十年时间，出生数量已经缩水过半。 生育意愿的变化并非一朝一夕形成。 19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，有效缓解了当时资源与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，但也让后续几代独生子女家庭成为社会主流。 进入2016年，国家开始放开二孩政策，2021年7月全面取消生育数量限制，并陆续推出一揽子生育支持措施。 2025年，国家层面出台育儿补贴、普惠托育、住房支持等多角度政策，各省市也陆续加码补贴金额。 从效果上看，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下滑速度，但尚未扭转曲线方向。 对许多年轻家庭来说，是否生育、生几个，背后牵动的是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职业规划等一系列综合考量。 生活在大城市的双职工家庭，普遍要在工作强度与养育投入之间寻找平衡点。 初婚年龄与初育年龄不断后移，也在客观上压缩了生育窗口期。 把出生与死亡放在一张表里看，结论更为直观。 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，2025年末15岁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亿6848万，占全国人口的68.9%，这个基数仍然庞大。 但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正逐年下移，65岁及以上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在2025年末上升至23.1%，意味着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平均需要承担23.1名老年人的养老负担。 一端是正在变厚的＂老龄层＂，另一端是正在变薄的＂少儿层＂，中间支撑的是数量相对稳定但增速明显放缓的劳动人群。 这种＂头重脚轻＂的结构，构成了未来数十年中国社会运行必须直面的底色。 把时间维度拉长会发现，另一个变量同样关键，那就是医疗水平的进步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天花、麻疹、肺结核等急性传染病曾是夺走大量生命的主要原因，很多人未能活过中年。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，疫苗接种、分级诊疗、重大疾病救治等体系日益完善，急性传染病对平均寿命的侵蚀被大幅压缩。 2025年末全国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9.25岁，比2015年高出约3岁。 医学延长了生命，却也让死亡原因发生了结构性变化。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《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》多年数据均显示，当前心脑血管疾病、恶性肿瘤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构成居民主要死因，三者合计占比接近八成。 换句话说，中国人现在更多是在高龄阶段，因慢性病走到生命尽头，而不是在青壮年时期因急症猝然离世。 这种转变有两面性。 一方面，带病生存的时间被不断拉长，很多老人在确诊慢性病之后仍可以维持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生活质量。 另一方面，死亡事件被压缩进了相对集中的高龄区间，使得年度死亡总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呈阶梯式上